口述人：白計瑞（原山西省原平縣郵電局黨總支書記兼局長）
記錄人：蘇志剛
1945年，我17歲，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后期，全國抗日情緒高漲，日本帝國主義如喪家之犬，節節潰敗。在我的家鄉山西省五臺縣高洪口鄉北高洪村，我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正在擴充，準備招一批年輕有為的適齡青年來充實革命的隊伍。于是，我應征入伍了。正當我興高采烈地要隨大隊伍出發的前夕，一位首長通知我，讓我到我黨領導下的五臺二區區公所報到，具體工作是到區公所管轄的抗聯會工作。當時，我的心里有些想不通，自己是來參軍入伍的，怎么被分在地方工作了呢？那位首長告訴我：“小同志，無論在地方還是在軍隊，都一樣是在為黨和人民做事，其實，地方工作也非常重要！”首長的一席話，解開了我思想上的疙瘩，我就安心地在抗聯工作了。
那時，我經常從五臺二區區公所到五臺松巖口村（當時五臺縣政府駐地）去送文件。在抗聯工作了兩年后，1947年春天，組織上考慮我機警靈活、忠實可靠，便讓我去下面鍛煉鍛煉。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才知道，是讓我做交通員。自此，我成了黨的一名交通員。早在1944年10月，晉察冀邊區在河北阜平建立了邊區交通總局，下轄好幾個區，區下又設了交通站。1947年我做交通員時，我黨領導下的郵政通信網絡已初具規模。
1947年，五臺縣城解放了。解放后，五臺縣城的交通站改為五臺縣郵政局，其下轄的站還叫交通站。由于交通員工作的特殊性，在一個交通站干了一段時間后就要調離，去往其他交通站。當時，雖然五臺縣城解放了，但是很多地方還有晉綏軍，送文件非常危險，而我好幾次都化險為夷，將文件安全送達目的地。我還因此受到了表彰。
1948年春天，我被調到五臺縣陳家莊交通站當交通員，當時，這個交通站歸北岳區晉中二專署領導。雖然沒有晉綏軍，但所送的文件時限要求高，一刻也不得停留。五臺縣地處山區，山連山，溝連溝，一個交通站到另一個交通站之間相隔30公里，送一個文件往往是白天黑夜交替趕著送。每次文件到達陳家莊交通站的時候，已經是半夜了，我總是深一腳淺一腳在大山里走夜路，心里根本顧不上害怕，也不可能休息，因為我要在天明雞叫前，把文件送到另一個交通員手中。
后來，站里給我們一個班配備了一匹騾子，有了騾子送文件的速度快了許多，也省了許多力氣。山里的晉綏軍漸漸少了，狼卻漸漸多了起來。在我送文件的騾班郵路上，隔三岔五就有狼吃人的事發生，大多發生在夜里。我走的郵路是夜路，而且多是在后半夜。記得有一天，天陰沉得可怕，我正在趕路送郵件，忽然一聲狼嚎，騾子受到驚嚇把我拋在了山路上，撒腿跑了。我摔進山溝里不省人事，要不是正好有幾個老鄉路過救了我，恐怕我早被狼吃了。由于工作的特殊性，組織為我們配了槍，當時給我配備的是撅把子槍。一次夜里送完文件往回走的路上，我一門心思趕路，忽然感覺不對勁兒，看見前方一個土崖上趴著一個黑影，我以為是狗，再一看，眼里射出綠光，心想不好，這回真遇上狼了，我忙把子彈上膛，但是不能開槍，一是怕一開槍驚動了當地政府，二是怕驚動了晉綏軍。與狼對峙了許久，忽然聽到遠處傳來馬鈴聲，我猜想可能是跑貿易的馬隊來了。馬鈴聲越來越近，狼聽到鈴聲近了，便跑遠了。
1949年4月，太原解放，我與各交通站站長奉命調回太原。
接到命令當天，我從定襄南莊坐火車到達陽泉，再由陽泉轉車到達榆次，隨同晉中行署各單位接管人員乘專列窄軌小火車向太原方向進發。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車，心情特別激動，臨走時，換上了自己唯一的白襯衫，沒想到當晚坐的火車卻是剛拉完煤的空煤車，一路到達太原后，白襯衫變成了黑襯衫。大家相互看著，一個個都成了“銅錘大花臉”。時間萬分緊迫，我剛下火車，便直接去了太原郵政局所在地，一棟二層小樓。一路上，寬闊的洋灰馬路上到處是彈坑，還有被炮火炸斷的電線……
接管太原郵政局后，最主要的是恢復郵政業務。接管組當時做了3件事，第一件事是處理積壓的郵件，第二件事是開通通往解放區的日干線郵路，第三件事是開始營業，暫時只收寄平信郵件。
山西省郵政管理局成立后，我在警衛班工作了一段時間后被調到了包裹股，到代購臺當代購員，做包裹攬收業務。那時，我深感自己文化底子薄，業務水平不高，一直想找一個機會提升自己。1951年秋天，這個機會終于來了，南京郵電學院面向山西招收30個學員，我有幸名列其中。這件事情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，得到這個消息后，我激動得徹夜難眠。
在南京學習了4年的時間，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有了極大提高。到了第5個年頭，由于自己當交通員時落下的腸胃病，我得了嚴重的胃潰瘍，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到山西。這時，郵政與電信局已經合二為一，叫“山西省郵電管理局”。我先后在省郵電局人事處、審干辦、監察室等部門工作。1957年6月，為了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，省局準備給各縣局配備專職書記，我被分配到五臺縣郵電局任專職書記。就在我走馬上任之前，上級又改任我為靜樂縣郵電局專職書記。到了之后才知道，原來靜樂縣地處山區，靜樂縣郵電局條件艱苦，全部家當就是一間營業室、一間封發室、一個鍋爐房、一間會議室和一個小套間。全局幾十名職工的辦公、住宿與吃飯問題得不到解決，職工的工作狀態大受影響，經常有丟失包裹的事件發生。我與局長商量后，覺得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職工的辦公和住房問題。我一次次往省里跑，僅用了一個月，資金便到位了。我們重新修建了辦公與住宿場所，又在郵局附近辟了一塊菜地園子，職工們辦公、住宿與吃飯的問題得到解決。看到職工的臉上漸漸有了笑容，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。
197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結束，就在這一年，我擔任原平縣郵電局局長兼黨總支書記。我首先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平反問題，積極幫他們恢復名譽，使他們安心工作，讓他們更好地為郵政的發展而出力。在我當局長的7年時間里，原平縣縣城到各公社郵路變為摩托車郵路，實現了投遞摩托化。每天上午七八點鐘的時候，整個郵電局院內都會沸騰，十幾輛摩托車同時發動，鄉郵員們騎上幸福牌摩托車，帶著報紙、信件浩浩蕩蕩出發了。
當時的報刊訂閱是限額發行，報刊發行組只有1個人，全局報刊流轉額是20萬元。到20世紀80年代初，報刊訂閱取消限額發行，人們訂閱報刊的積極性大增，對文化的渴望開始爆發。到了1983年，報刊發行組有4個人，報刊流轉額已經是40萬元了。郵政各項業務也有了很大起色。7年間，我跑遍了原平大大小小所有的郵路，與鄉親們交談，和投遞員談心，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，親身體驗郵路的艱辛。因為我當交通員的時候，也是那樣不易。
1983年，我離休了，但我沒有忘記干了一生的郵政事業，時刻關心著郵政的發展，也高興地看到郵政所取得的一項項成就。我從一名黨的交通員做起，見證了中國郵政在黨的領導下從小到大、由弱到強所走過的歷程。我們老一輩郵政人始終懷揣獻身革命的無限忠心，一副肩膀兩條腿，為黨和人民服務，希望后來人一定要繼承郵政優良傳統，不辱使命，拼搏進取，郵政的明天會更加輝煌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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